[ 聶立澤 ]——(2012-3-21) / 已閱16975次

[19]卞建林主編：《證據(jù)法學》，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279頁。
[20]即我國刑事證明標準應當是輕罪較低，重罪較高，死罪最高的層次性構建，當然，我們并不排斥對于一些事實簡單清楚、證據(jù)確實充分的輕罪案件，適用客觀真實的最高的證明標準。
[21]參見陳光中：《構建層次性的刑事證明標準》，載陳光中、江偉主編：《訴訟法論叢》（第7卷），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6頁。
[22]近年來有學者研究指出，“排除合理懷疑”在英美法系中作為證明標準是根源于西方哲學對于“蓋然性”的一種理解和追問，體現(xiàn)出了一種經(jīng)驗理性和司法誠信或者法律信仰，我們贊同該學者并且認為作為人類的共同文明和法治信念，其在我國應當也是具有積極意義的。參見張斌：《英美刑事證明標準的理性基礎》，載《清華法學》2010年第3期。
[23]參見龍宗智：《相對合理主義》，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301頁。
[24]聶立澤：《我國死刑立法控制構想》，載趙秉志主編：《刑事法治發(fā)展研究報告》（2004年卷），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46-50頁。
[25]死刑案件即死罪案件，非死刑案件即包括輕罪和重罪案件，而且非死刑案件內部重罪和輕罪案件的證明標準既都統(tǒng)一于“排除合理懷疑”，又是有相對高低的，重罪嚴于輕罪。
[26]陳一云主編：《證據(jù)學》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版，第115頁。
[27]陳光中等：《刑事證據(jù)制度與認識論》，載《中國法學》2001年第1期。
[28]樊崇義：《客觀真實管見》，載《中國法學》2000年第1期。
[29]前注[21]，陳光中文。
[30]陳樸生：《刑事訴訟實務》（增訂本），臺灣陳樸生自刊發(fā)行1981年版，第8頁。
[31]事實上，就全國而言，我們也欣喜的看到，基于對于死刑案件等刑事證明標準的日益重視和完善，五部委和最高院在2010年7月和10月也分別頒布施行和試行了《辦理死刑案件證據(jù)規(guī)定》和《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（試行）》，證據(jù)標準更加細致嚴格，這也正是在案件證明和庭審量刑等方面體現(xiàn)和強調了對法律真實和客觀真實、主觀和客觀相統(tǒng)一在司法層面的適用引導，是主客觀相統(tǒng)一原則在我國刑事司法規(guī)范中的實踐深化和發(fā)展。
[32]數(shù)據(jù)來源：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網(wǎng)，http://www. fszjfy. gov. en/program/article. jsp？ ID＝11303。
[33]以上相關數(shù)據(jù)統(tǒng)計來自張和林、余健明、嚴然：《廣東省檢察機關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的實踐探索與完善建議》,2010年3月31日發(fā)布于廣東省人民檢察院陽光檢務網(wǎng)，http://www. gd. jcy. gov. cn/znbm/jcdy/ztdy/201003/t20100331_338739.html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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